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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拓在政治的夹缝中走上绝路

发布日期:2021-09-28 12:0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今起成都簇桥片区338路、339,邓拓是一个文人,自认为“书生”,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员、高级干部,矛盾的双重身份曾使他的人生大放异彩,也使他的命运坎坷纠结。1949年以后,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的总编辑,邓拓卷进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,直面中国往何处去的路线斗争。他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,进退两难。1966年,“文革”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“祭旗”。邓拓选择玉碎,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,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。他是因“文革”而自杀的第一人。今年是邓拓的百年诞辰,他的人生悲剧,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,今天仍值得探究。

  我们党从来反对盲目性,反对谁的话都听。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从他的话。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。要克服盲目性,提倡自觉性。——邓拓

 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,、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。6月,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《要反对保守主义,也要反对急躁情绪》,作为社论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、周恩来、陆定一,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,最后清样交给审定。毛只批了四个字:“我不看了”。毛一向高度介入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辑工作,“我不看了”是极反常的批语,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。

 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。这是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分歧,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路线之争。邓拓了解的性格脾气。一度有传言,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,人们都认为这是“高就”,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,还私下忧虑地说:伴君如伴虎。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:“宁犯政治错误,不犯组织错误。”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,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;自作主张一旦得咎,那就可能被扣上“反党”的帽子。最后,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:发排文章,使用五号字。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。

  “这件事情上我父亲有点书生意气了。”邓拓儿子邓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,“他想着改小字号,让主席在情绪上也好接受一些。可那印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啊。”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注定是重磅炸弹。文中写道:“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,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,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,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。”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“左”的社论。毛说:“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?”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。那段时间邓拓发起党报新闻改革,把《人民日报》由四个版扩充为八个版,借鉴民国时代办报经验,增设副刊,邀请名家写杂文散文。改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,但认为改得很不好:“纸张紧张,还出这么多版,谁看得完?”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,但他坚决辞谢,既是谦让,更是因为他已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。

 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,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。1956年4月,提出“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”的方针,又于第二年2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整风。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,而《人民日报》表现得十分“保守”。邓拓特别规定,对来稿要严格把关,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,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,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。批评邓拓“书生办报”。1957年4月开始,《文汇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。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,指示鸣放要“加温再加温”,对于《人民日报》的不温不火,他的不满终于爆发。

  4月10日下午,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,毛主席要召见全体编委香港开彩开奖结果记录,邓拓、胡绩伟等6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。他们被领进的卧室,毛穿着睡衣,盖着毛巾被,靠在床上,半躺半坐,不停地抽着烟。邓拓开始汇报工作,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。毛说:“你们按兵不动,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。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,不对,应当说是死人办报。”“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中央开了很多会,你参加了,不写,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。如果继续这样,你就不必来开会了。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。”“你养尊处优,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。我看你很像汉元帝,优柔寡断。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!”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,最后邓说:“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,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,难以胜任,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。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。”而毛说他是“假辞职”,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“不敢革邓拓的命”,鼓励他们和邓拓“拍桌子”,“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,什么意见都可以提。”“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,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?”

  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,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。回到报社,他平稳情绪,一五一十把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传达下去。胡绩伟回忆,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“养尊处优”,都难以接受,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,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“革邓拓的命”。两个月后,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。吴冷西分管新闻,看大样,定夺版面;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,明升暗降,事实上被架空。

  今天回望这段往事,有人说邓拓单纯正直,不善于察言观色,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,才招批评。事实恰恰相反,邓拓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作为总编辑,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,他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。起初,他觉得批评文章过火,有损党的形象,要删改再发。接下来他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。邓拓私下说:“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,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。《人民日报》不能学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那样鸣放,学了要出乱子。”后来在工作会议上又说了“引蛇出洞”。“我父亲这时就明白,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。”邓壮说。直到“反右”拉开大幕,那些被邓拓压了稿子、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邓拓的苦衷。事后邓拓本人也不无后怕地说:“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。”

  1958年1月,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。这是党史上一次很关键的会议。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,承认“反冒进”是错误的。运动蓄势待发。在会上毛点名批评《人民日报》,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,恰在此时邓拓走进会场,当着全体与会者说:“一说曹操,曹操就到。人民日报,革命党不革命……我给他们讲,你们又不执行,为什么又不辞职?……邓拓就是无能,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,书生办报,又说过死人办报。”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。

  离开报社以前,邓拓约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。他说:“我们党员,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,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,落发为僧,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,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。”

  “文革”终于拉开序幕。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吴晗。1965年底批《海瑞罢官》,邓拓本来还在写文章替吴晗说话,但矛头很快就指向他。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,市统战部部长廖沬沙是“执鞭”的“兄弟”,文风最犀利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“主将”。斩“将”是为把他身后的“帅”拉下马。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:“锋芒所向,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——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‘独立王国’,即旧北京市委。”171篇杂文只是邓拓蒙冤的导火索。祭旗这个词的确概括了邓拓在这场浩劫中的厄运。

  1966年5月16日,致命一击降临。就在这一天,“文革”纲领《五一六通知》通过,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突然被捕。也是在这一天,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,文中大批邓拓,其中有一句:“邓拓是一个什么人?现在已经查明,他是一个叛徒,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。”

  “邓拓作为老党员,很清楚‘叛徒’和‘反党’之间的本质区别,被定性为叛徒,就永无翻身可能。”袁鹰说。

  那天黄昏,丁一岚下班回家,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线月份以来,家中警卫员都已换成“监视员”。邓拓劝她带孩子搬出去避避,跟他隔离开,最好明天一早就走。丁一岚说:“好吧,等问题解决了,我们就回来。”邓拓说:“你怎么这么傻,还有将来吗?”在阴暗的过道里,夫妻二人抱头痛哭,却不敢哭出声音。

  5月17日深夜,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六千字报告表白自己的忠诚,遗书的结尾这样写道:

  对于邓拓临终前的“山呼万岁”,有人认为他当时的认识有局限,至死仍怀崇拜;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革命者的心声;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保全家人,不做这种“表态”,家人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。邓拓无意间开启了一种“格式”,在他身后,翦伯赞、傅雷等知识分子的遗书,也都做了这样的“表态”。

  “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,永远忘掉我吧。我害得你们够苦了。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于你们的创伤。

  邓拓去世第二天,他的诗词信件书籍等皆被抄走。丁一岚冒死藏下了两方诗帕,是邓拓亲笔写给她的情诗。下放劳动时,她把诗帕缝在棉袄里,严寒中穿着棉袄干活,汗水把诗帕上的字迹都洇了。这两首诗,一首写于结婚六周年;一首写于1944年整风运动,邓拓因抗战前曾被逮捕,两次遭怀疑和审查,他将忧郁和相思之情写成长诗《战地歌四拍》寄给丁一岚,其中几句似乎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:“古道凄清埋诗冢,高山流水休再听,广陵散绝,无复当年韵。”“想旦夕四野动烽烟,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。漫负笈携囊早登程,且休回首,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,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。”